而且这些景象因为导演极端地冷血而被高度地审美化和作特技炫耀,都被退稿

    《风声》中,地下党吴大队长在被施以漫长的“针刑”时,俯视的镜头持续把吴大队长被俯拍压缩的身躯如变形的侏儒一样投入观众的眼中。面对那些如幽灵一样猥亵扎入皮肉的无数银针,这个身躯不仅是卑微无能的,而且因为这卑微无能而令人从肌骨中发出寒憷和厌恶。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
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
这无疑是一部可称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
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
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
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
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在叙事能力方面,导演们普遍表现了“一根筋”的思维模式,没有超越的艺术精神,不能做逆向思维,一味求新求奇求大求怪,而不会平淡中出神奇、凡俗中见高雅。常常故弄玄虚而又漏洞百出,暴露了叙事能力的极度软弱。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
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
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
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
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
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
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在国产大片中,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表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冷血人格。导演们不止要展示极端的冷血,而且要将这种冷血“创意”为无所不在的“人性恶毒”。片中不仅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力血腥景象,而且这些景象因为导演极端地冷血而被高度地审美化和作特技炫耀。导演们因为缺少爱心,就只能把电影展示为人性地狱,就只能靠玩浮华奢靡的场景和极端阴暗的人格作噱头,招徕观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
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
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
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
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
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
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
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
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
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
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缺爱心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
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
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
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
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
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
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
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他都能准确辨别,而
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
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
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
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
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风声》中,把抗日战争中的地下抵抗演绎为令人发指的刑法联赛,作为中医传统器械的银针,被有“独特创意”的导演设计为贯穿全片的“灵魂道具”,导演不厌其烦而且洋洋得意地在受刑者赤裸的肉身上展示着这个“创意”带给观众的惊悚、恶毒、猥亵。导演们一方面是向自己的想象力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向观众的人性底线和生理承受力挑战。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
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
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
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
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
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
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而无尽地承受。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
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
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
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奥斯卡获奖影片的共通特征是高度艺术地呈现了当代社会的文化认知,向观众传达出一种人类社会的光明维度,并带领观众展望和追求更美好的社会和人生。美国大片的魅力在于它在“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同时,从毁灭中锻炼和提升出人性最光辉的爱与美,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导演对世界人生的珍惜、关爱和理想。因此,大片在当代生活中承担着传统神话的提升世界价值的功能。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忍、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
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
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
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
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
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缺文化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
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
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
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
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
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
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
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
外,还有一个心灵。

(转载)清华教授肖鹰痛批中国大片缺爱心缺格调缺文化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
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会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
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须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
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
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
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
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缺格调

■写作手记

    而国产大片缺少文化,对社会人生不能做深入的探索和领悟,没有精神提升的力量,导演只能靠玩狠毒怪异和极力打造场景奇观取胜。国产大片只能将一切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做毫无禁忌、毫无悲悯、毫无敬畏的毁灭游戏和演示。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原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
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
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
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
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
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
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
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
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
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我假想过,如果电影《风声》让冯小刚和陈国富互换,冯当编剧兼导演,陈作监制,也
许会成为经典

结论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哈,搞得我跟娘儿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
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
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
哭的。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
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
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
“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
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导演们永远用向下看的眼光打量世界,捕捉景物。偏爱用俯视镜头展示施暴和行刑的场景,这不仅将暴行神圣化为自天而降的绝对之物,而且猥亵、羞辱受害者的生命和人格。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的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
的流失。我在虔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
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
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
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
对着黑暗天空和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
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在他们的电影中,人物形象是空洞抽象甚至模糊不清的。电影叙事与人物存在背离:电影情节不是围绕人物的活动而展开;相反,人物成为电影情节的摆设,导演的用心不在于塑造人物而在于设置迷宫一样的情节。

2009-10-20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
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
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
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
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中国大片要摆脱“叫座不叫好”的厄运,就要从玩技术、玩阴暗、玩噱头的误区中跳出来,赋予影片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大爱情怀。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
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
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
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12月2日《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机关报,隶属《光明日报》)载文化评论家、清华大学教授肖鹰长文,尖锐地批评了已有近十年历史的中国电影大片,在与美国大片详尽的例析和对比中,犀利地指出中国大片不缺技术,致命的缺陷是缺灵魂,并具体分析为缺爱心缺格调缺文化三个方面。今做摘要于下,以助深入思考,并与更多朋友共享。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
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1980年
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反感宏大叙事,
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
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
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
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
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
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单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
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
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风声》中,不到10个人物,导演都不能通过电影语言把故事讲清楚,不得不在片尾借吴大队长的口来讲解剧情,导演的叙事能力连传统说书人都不如。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
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
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
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
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
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
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
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
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
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
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电影《风声》改编了小说的关键情节,它拿我的儿子又生了个儿子,它继承了我,又背
叛了我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
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
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
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
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
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
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热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
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
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
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

●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原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
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
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作者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
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恋这种主题的作品。也可以
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
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
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
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风声》电影作为第
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1.5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
捧——作者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
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
量到底有多大……——作者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
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

作者: 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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